安东尼奥尼《中国》:32年之后的理解和宽容

安东尼奥尼导演的纪录片《中国》在“imdb”和“豆瓣”上的评分均为7.3,比同是他作品的《云上的日子》,都要高出近1分。后者因为有让·雷诺、苏菲·玛索、约翰·马尔科维奇等一众明星的加盟,以及笔记体叙事模式,被如今的文青当做电影宝典之一。不过,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和《云上的日子》拥有数千投票评分相比,《中国》在imdb上只有26人参与投票,可见这部影片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,只是久闻其名而已。

而且,直到西方公映32年后的2004年,《中国》才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放映——或许这正是理解和宽容需要的时间。此时的安东尼奥尼已经瘫痪10年,无法再来中国了。2007年,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病逝,享年94岁。

米开朗基罗·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,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。上世纪70年代,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“红色中国”充满了浪漫的向往。在自传中,他这样描述对中国的想象:“我用形象思考,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:黄河,有很多盐,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,一片雪白的沙漠,还有其他沙漠,动物形状的山峰,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。”

纪录片《中国》的素材有3万米之多。安东尼奥尼最后剪辑成的影片超过3小时40分钟,用去的素材只是其中的1万多米。其余的素材至今留在意大利,静静地背负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激情——西方人曾经的眼光,中国人的过往,还有电影大师挥之不去的激情和记忆。

1972年5月,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,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。他终于有了和中国近距离接触的机会,纪录片《中国》因此诞生。只是直到安东尼奥尼去世前,《中国》才在中国正式公映。2004年11月25日,在《中国》首映的30多年多后,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贡献影展之上,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公映。好与坏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安东尼奥尼以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眼光,为中国留下的珍贵影像,却是留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最好的礼物。

按照安东尼奥尼的设想,《中国》是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纪录片:“我是个观众,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游者。”

在他看来,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。这样的认知差不多代表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——中国就像一只睡狮般神秘莫测。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《中国》的初衷:在这个国家中,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,而1972年的今天,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。在西方人眼中,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贫穷,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,使人变得祥和,比我们更富有人性,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。

香港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达中国的“跳板”。在罗湖口岸,摄影师卢奇亚诺·都沃里正要拍摄,因为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充满寓意: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,一边是英国人,另一边是中国士兵。卢奇亚诺回忆说,我们到了桥这边,我扛起机器,装上胶片,刚想开始拍,安东尼奥尼说:“不,不要拍”。我问为什么不拍,他说:“我们先理解,先准备理解,然后我们再拍”。

安东尼奥尼拍摄《中国》时的助手和女友,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恩丽卡,比安东尼奥尼小大约40岁。她回忆了19岁的她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日子。

恩丽卡回忆说,中国之行也算她和安东尼奥尼的蜜月之旅。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中国,“他说,我没有兴趣听别人说中国,我想带着我的摄影机走走,让我自己看。”

1972年5月,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来到中国,在22天的时间里,他们匆勿赶往北京、林县、南京、苏州、上海等地。包括、红旗渠在内的中国地标,都“走”进了他的镜头。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,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。但在到达林县的第二天,安东尼奥尼发现,他昨天所看到的村庄已经被粉刷一新。于是,他断然停止了当天的拍摄。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,他说:“对不起,我不能拍了。”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,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,《中国》摄影师卢奇亚诺说,“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,让村庄焕然一新。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,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,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。”

不过,上世纪70年代《中国》在西方公映时,批评声却响成一片。“丑化中国”和“美化中国”的批评几乎以1:1的阵势向安东尼奥尼扑来,没有人买他的账。恩丽卡回忆说:“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同观众见面之后,好像米开朗基罗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,还和一些中国人打了起来,他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。”

更糟糕的是,在中国国内,《中国》被扣上了“”的帽子,批判的声势比西方更加浩大。直到2004年,拍摄已经超过30年的《中国》,始终不曾在中国国内公映,成了安东尼奥尼的心结。

安东尼奥尼“恶毒透顶”的表现之一是配乐的“别有用心”。当样板戏《龙江颂》中“抬起头,挺胸膛”的音乐响起时,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养猪场的画面。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,这是蓄意污蔑革命样板戏,攻击中国的文艺革命。

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说,“当时无论在哪里,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,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。我们拍摄时并不知道那些歌在唱什么。”猪圈在摄制组看来,代表了巨大的变化,“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,我拍了。拍摄的同时,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,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‘中国人民昂起头’,我们应该删掉它,可是我们并不知道。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。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。”

摄影师卢奇亚诺印象里拍摄《中国》时,遭遇的惊奇的注视、不安的躲避,如今依旧能在影片中找到痕迹。恩丽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中,在那时中国人的眼里,他们这些大眼睛、高鼻梁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,言谈举止实在夸张。“镜头前的中国人质朴礼貌,甚至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,所以在镜头前能熬就熬,常常僵硬如石头一般一动不动。”不过,重要的是,安东尼奥尼一行从中国人眼中读到了很多东西,却从未看到敌意。

任村是安东尼奥尼去红旗渠的路上经过的一个普通村庄。安东尼奥尼不顾陪同人员的反对,坚持下车拍摄。然而这一次,村庄里那些惊奇不安的中国面孔,却引发了安东尼奥尼对自己这种拍摄方式的反思。

在影片中,安东尼奥尼有一段内心独白,“这些中国人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,他们走到门口,既惊讶、又害羞和好奇,想多看我们几眼的愿望如此强烈。我们继续拍摄,但很快就意识到,外国人和‘怪物’正是我们,我们自以为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。我们对他们来说仍是不明物体,也许还有一点可笑,这是对我们身为欧洲人的自豪的一盆冷水。”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文化频道【编辑:蒲波】相关新闻·安东尼奥尼拍《中国》揭秘:常不听安排到处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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